好的研究设计可以弥补数据方面的短板，Cohort DID（队列DID）这种方法就是如此。与普通DID相似，Cohort DID也有两个维度的变异，通常而言，一个维度是地区，另一个维度是出生（年龄）队列 ，如果感觉难以理解的话，其实只需把出生队列这个维度理解为时间就好了 。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篇Cohort DID的新作《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 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作者是陈祎（暨南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范子英（上海财经大学）、顾晓敏（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周黎安（北京大学）四位老师。这是去年（2020年11月）发表在AER上的论文，无论是选题、研究设计，还是作者“纯中国学者”组合，都引起了学术圈的广泛热议 ，已经有很多公众号都推送过这篇论文的相关内容。 原文信息
Yi Chen, Ziying Fan, Xiaomin Gu, Li-An Zhou.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 (11): 3393-3430.
引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1968年至1980年，约有1600万左右的城市青年被送到农村地区安置，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度过了难忘的“青葱岁月” ，这些下乡知青通常是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他们被安置的地区通常都是贫困地区，那里很少有人接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探讨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农村教育的意外影响（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为了改善农村教育），即大规模下乡知青的到来如何使当时中国农村约2.45亿学龄儿童受益。
历史背景 知青下乡始于50年代，一些热血青年在先进事例和宣传口号的感召下，怀着建设农村、发展农村的美好理想，自愿从经济最发达的直辖市到条件艰苦的西部农村锻炼。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实际上是在文革开始后，并在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后变成行政命令。 It is very necessary for the urban educated youth to go to the countryside to be re-educated by the poor farmers! We must persuade the cadres and others to send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who have graduated from middle school and university to the countryside. Let’s mobilize! The comrades in the countryside should welcome them.
—— Chairman Mao Zedong
总结起来，有三个动机推动了大规模知青下乡运动：（1）由于文革初期的严重破坏，初高中毕业生失去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2）城市失业率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中飙升，大批高中毕业生找不到工作。（3）为了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结束城市的混乱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上山下乡运动从未试图改善农村教育）
如上图所示，知青下乡的第一次高峰发生在1967-1969年，从1967年到1969年，大约有470万城市青年被安置下乡。知青下乡的第二次高峰发生在1974年，也就是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召开一年之后，这次会议再次强调了这场运动的政治重要性。 知青下乡主要有三种形式：农村插队、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其中，农村插队是最主要的形式，大概有1280万人，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分别有200万和290万。鉴于知青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他们更多地被分配从事非农业工作，如学习辅导人员、农技人员、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等工作 。下乡知青不仅仅从事务农工作，他们通过从事当时在中国农村不太普遍的非农业工作，充当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桥梁。他们通过传播城市的技术、知识和价值观，造福了农村地区居民。 数据 各县接受的知青人数数据来自于作者从3500多份县志中手工整理的数据，个体层面的数据来自1990年（1982年、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作者通过将县志数据与个体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匹配，以估计知青下乡对农村儿童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识别策略 类似于Duflo（2001, AER）和Yuyu Chen and Li-An Zhou（2007, JHE）的做法，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使用了基于出生队列和地区两个维度变异的队列双重差分（Cohort DID）识别策略： （1）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各县接受了不同数量的下乡知青 ，受到下乡知青的影响程度不同。（2）在同一个县内，不同出生队列的儿童受到下乡知青的影响不同 。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1956年出生的人群是第一批受到影响的人群，因为他们应该在1968年上小学的最后一年，1969年出生的人群是最后一批受到影响的人群，因为他们在1976年才开始上小学，而1976年开始下乡知青逐渐开始返城。因此，作者将1956年至1968年出生的个体作为处理组，将1946年至1955年出生的个体作为对照组。 据此，作者设定了如下两个队列双重差分模型（Cohort DID）： （一）Standard cohort DID模型 其中， （二）Reduced-Form cohort DID模型 其中， 两个模型的区别就在于队列虚拟变量，Reduced-Form模型是对Standard模型的扩展，它实际上是将知青上山下乡对农村教育的影响分解到了不同出生队列上，Standard模型的好处是更有效率，交互项的系数 识别的就是知青上山下乡对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因果效应，Reduced-Form模型的好处是更加直观，能够展示知青上山下乡对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的动态影响 ，并且这有助于我们检验DID模型的平行趋势假定。 参数解释 ：各县接受的下乡知青的人口比例实证结果与结论 作者分别使用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估计，下图展示了Reduced-Form模型中的交互项系数在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受下乡知青影响程度不同的县并没有出现异质性队列趋势 ，这一点支持了我们的平行趋势假定。下图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交互项的系数从知青到达的那一刻起，随着越来越多的适龄儿童接触到下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农村教育的积极影响本质上是在不断累积的。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和知青返城，这种影响虽然有所减弱，但却并没有消失。 下表报告了Standard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受下乡知青影响程度更大的当地农村儿童完成了更多年的教育（系数为3.237，在1%的水平上显著）。各县接受的下乡知青的人口比例的平均值为2.22%（每1000个当地人中有22.2个下乡知青），这意味着上山下乡运动使农村儿童的受教育年限增加了0.072年 ，其影响程度可与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义务教育法相媲美。大约有2.45亿农村儿童可能受益于下乡知青的到来，该运动导致农村地区居民的受教育年数增加了1760万年（ ）。 除此之外，作者还完成了诸多异质性分析、机制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的动作，在此就不再赘述，还请大家去阅读原文。 除此之外，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部电视剧——《知青》，对那个特殊年代的知青岁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康康！ 这一研究揭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对农村教育的重要影响，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新的视角 。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造成了许多负面后果（例如剥夺知青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机会），如何评估这场运动的成本和收益，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值得后续学者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